清光绪十六年（1890），云南学者马德新、马安礼将阿拉伯经典诗歌《斗篷颂》译为汉语，以《天方诗经》之名刻印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从阿拉伯语直接译成汉语的文学作品。《斗篷颂》是赞颂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长诗，全诗160行。译者借鉴《诗经》“三颂”体式,采用四言为主的句式和偶句押韵的方法,并通过“以儒诠经”的策略，融合儒家“温柔敦厚”“兴观群怨”等诗教观念，推动伊斯兰教教义与中华文化相融合。《天方诗经》不仅彰显了中阿文化深度互动交流，更在译本中体现了伊儒会通思想以及中国穆斯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一、《天方诗经》中“以儒诠经”的翻译策略

1848年，马德新前往沙特麦加朝觐之后，将阿拉伯著名诗人蒲绥里所作的诗歌《斗篷颂》带回中国，并“意欲译为《诗经》，以公世”。将《斗篷颂》翻译成《天方诗经》是由马德新发起，在翻译过程中继承了明清时期“以儒诠经”的传统，但是马德新因为遭遇变故猝然离世，故由其弟子马安礼按照马德新遗愿，最终完成该译本并刻版成书。

《天方诗经》仿照《诗经》“三颂”结构共分为《智》《信》《勇》三部分。其中《智》中包含《笃慕》《克己》《大赞》三篇，《信》中包含《先征》《感应》《宝命》《登宵》四篇，《勇》中包含《道征》《真悔》《慈云》三篇。

《天方诗经》将“颂诗”中的歌功颂德与赞扬先祖之功能凝于其中。《诗经》中有“颂君德”“陈祖烈”的颂体传统，《天方诗经》特意将《斗篷颂》以《诗经》“颂体”形式呈现于读者面前，这从《天方诗经》别名《衮衣颂》中亦可得到验证。

《天方诗经》采用了四言为主的句式，此举在译本的外在形式上更加贴合《诗经》。由于《斗篷颂》的阿拉伯语原文采用单一韵脚的押韵形式，即“通篇160行诗末句收尾的词汇，最后一个字母全是‘咪目’”，因此译者将原文每一句诗，译为两个四字为主的单句，采用“偶句押韵”的方式译介《斗篷颂》，且在《天方诗经》的“例言”中注明：“是诗每章二韵，皆按原文译出，用韵较难，故每以古韵转韵叶之。”在现有不押韵之处通过标记的方式注明古韵转韵相叶。

《天方诗经》的书名、译本句式结构、韵脚选择都巧妙地借鉴《诗经》，以便使读者自觉将《天方诗经》与《诗经》相联，从而凸显《天方诗经》与《诗经》形式的相似性，尤其是其作为“颂体诗”的赞颂神祖的功能，及其在祭祀仪式中的庄严性。尽管在某些细节上，如人名与地名的直译、双音节词汇的使用等方面，《天方诗经》并未严格遵循《诗经》的风格，但这并未阻碍其文化意图的有效传达。

二、《天方诗经》中的“温柔敦厚”观念

“温柔敦厚”指孔子的为人准则，它既是一种德教，也是一种礼教。刘文忠在《温柔敦厚与中国诗学》中提出：“温柔敦厚”的哲学基础是“中庸”，其美学内涵则为“中和之美”。

通过“温柔敦厚”的内涵解读《天方诗经》，亦能发现《天方诗经》在翻译过程中被赋予“温柔敦厚”的哲学内涵。例如，《天方诗经》将具有宗教色彩的阿拉伯语词汇“Karam”翻译为“仁”，其在阿拉伯语中的本意为“慷慨、宽厚、高贵”。而“仁”是孔子思想中的核心观念，孔子“仁”的思想是与“德”“礼”的内涵相统一的，因此用“仁”来形容穆罕默德，便使得该形象具有了“德”与“礼”的双重属性。《天方诗经》将穆罕默德以“仁德君子”之形象展现于中国读者面前，意在呈现其“德教”作用。

在《诗经》“赋”“比”“兴”的三种表现手法中，“比”“兴”的手法当然要比直陈其事的“赋”的表现手法委婉含蓄得多，因此“比”“兴”手法也更契合“中和”的内涵。在《天方诗经》中，用以“比”“兴”手法译介的诗句不胜枚举。例如，《天方诗经》中《大赞》《先征》《感应》《宝命》《登宵》《道征》六篇保留了“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的表现手法。“比”“兴”手法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抒情手法，是孔子诗教传统所提倡的，因为其可以委婉形象地传达作者的情感，使得文学表达具备了“言辞温和”“性情和柔”的特质。在《天方诗经》中大量使用“比”“兴”的手法，实则是将《斗篷颂》糅于“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传统之中，展现了阿拉伯诗歌契合儒家诗教审美观念的一面。

三、《天方诗经》中的“兴观群怨”观念

孔子告诫弟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亦曾教导弟子：“不学诗无以言。”《天方诗经》开篇之初序中引用《论语》中“诗可以兴，诗可以观”与“不学诗无以言”，并在此二句后解释：“诗之有益于人不浅也。”

“诗可以兴”，即诗具有“起人之善意”“感发意志”的作用。《天方诗经》初序中提到：“使知天方之诗固有合于兴观群怨之旨，而感发后人，兴起百世者，其于诗道将毋同。”从“兴观群怨”的内部逻辑可以看出，“兴”是诗教作用的核心基础，为“观群怨”提供前提条件。只有通过启发思想，才能进一步“观己之得失”，因此，在接受“兴”的感发与教化作用后，能够反观自身，实现道德实践的升华。

《天方诗经》通过从“兴”到“观”的逻辑过渡，为后续道德实践的“群”与“怨”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因为“兴”“观”之后，便可以在实践层面达到“和而不流”，即体现了“诗可以群”的实践导向。马安礼在《天方诗经》之跋中写道：“五功以尽天事，五典以尽人事，道在吾身，而天下国家可治矣。”其中的“天道五功”与“人道五典”的概念来自清初学者刘智的《天方典礼》。以刘智、马安礼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在儒家伦理道德框架下，遵守“人道五典”与“天道五功”，从而实践伊斯兰教教义。

作为诗教实践层面的最后一个方面，虽然《天方诗经》中不乏“怨”情之体现，如“曰维至圣，召民归真。坚持圣道，揽不绝绳；容貌性情，超绝群圣。维学与仁，众罔克进”。但是这种哀怨之情被限定在一种理性和节制的框架内，正是这种思想的融合与调和，丰富了伊儒会通思想。

《天方诗经》通过“诗经体”的译介，赋予阿拉伯文学作品以儒家的诗教传统。译者在接受外来文化之时，将其文化内涵解构又重建，又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使之成为伊儒会通典范之作，亦丰富了中华文化多元的内涵。

来源：微言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