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的魅力何在？为何西域地区出土的碑铭文献、粟特文、回鹘文及察合台文等多语种史料中，普遍存在对中原中央王朝尊崇称谓、十二生肖文化的应用、大量汉语借词现象？

这些确凿的文献证据和考古发现，何以清晰地昭示出西域地区“向东看”的历史发展趋势？让我们通过文献梳理与分析，探究中原王朝与西域地区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深度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内在机理。

(一）《九姓回鹘可汗碑》铭文里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回鹘是今天维吾尔族和裕固族的祖先，由回纥改名而来，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活跃的民族。公元744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灭拔悉密和突厥政权，自称骨力绿毗伽可汗，定都哈喇巴拉沙滚，由此代替突厥汗国的地位。约一个多世纪里，骨力裴罗建立的鄂尔浑回纥汗国都是中原王朝的附属政权，与唐王朝保持着友好关系。

漠北碑铭文献不仅承袭了中原碑铭颂扬墓主的纪念功能，更强化了其历史记载作用。如《九姓回鹘可汗碑》，建立于814年，碑文用突厥文、粟特文和汉文刻写而成。碑文一是记述回鹘汗室先世葛勒可汗（747-759在位）、牟羽可汗（759-780在位）协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功勋。碑铭里，他们尊唐朝皇帝为“天可汗”，以此表达归属感和认同感。二是记述了回鹘毗伽可汗协助唐王朝保卫北庭、龟兹的历史。碑文第十五段、第十六段记录了唐元和(806—820)初年，回鹘毗伽可汗率大军至天山南北，收复北庭；吐蕃军经过反扑，又围攻天山南的龟兹(今库车)，毗伽可汗率师救援，挫败了企图阻断中西交通路线的吐蕃军。这位毗伽可汗在协助唐王朝保卫天山南北交通方面功勋显著。

据研究，从回纥立可汗到汗国灭亡期间，24位首领中有12人被唐朝封为可汗，9位被授以瀚海都督职务，其他封号的各级官员则更多。

(二）八份回鹘文地契中的十二生肖与农历节气

1911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从英国驻喀什总领事乔治·马继业爵士处接手了一批在莎车地区发掘的历史文献，总计十五件。其中八份回鹘文地契首先由德国学者艾尔达尔作出解读和注释，但在国内还尚未有中文翻译和介绍。

这些文献中有“鼠年”“鸡年”等记载。这表明回鹘人接受了汉族的十二生肖文化，并将其融入到本民族的历法中。

实际上，在喀拉汗政权时期，部分回鹘文文献中的社会经济类文书风格已与汉文文书一致，例如年月日的表达、固定用语的使用等。有的文书中还存在大量的汉语借词，包括人名、地名、计量单位、经济术语等。

以上均说明，回鹘和中原在历史上就保持着密切联系，彼此共享农历节气等文化元素。

(三）《突厥语大词典》里关于“秦”（Sin）一词的中华认同

《突厥语大词典》（以下称《大词典》）成书于1071—1073年，是一部用阿拉伯语注释突厥语词的词典，提供了11世纪我国西北边疆多民族语言、文字、历史、民俗、农业等方面的丰富知识。

引人注目的是，该书提出“秦”（Sin）一词的文化含义，显示了西域喀拉汗王朝时期各民族浓厚的中华认同。“秦”是中外文献中对古代中国的一个称谓，最早在《史记》《汉书》中频频出现，皆指“秦国人”和“秦朝人”，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大词典》多处提及“秦”这一名称，内容涵盖族称和地理概念。

从《大词典》中关于“秦”或“桃花石”名称的记载来看，喀什噶尔地区是“秦”的组成部分。作者将当时的辽宋金时期的中国分为“上秦”“中秦”和“下秦”三部分，所谓上秦为北宋，中秦是辽朝，自称其故乡为下秦，即喀什噶尔一带区域。关于“下秦”别称“巴尔罕”，虽在地理上同属“喀什噶尔”，但区位上分属不同的地点，应指今南疆的阿克苏及附近地区。

《新唐书·地理志》中的记载表明，唐朝时期今阿克苏除称之为“姑墨州”“威戎城”外，亦称“拔换”，而“拔换”就是“巴尔罕”一词的另一种拼读。可见，在当时生活在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居民视角中，“下秦”除了包括狭义的“喀什噶尔”，还指整个天山南路。从地域上讲，它指与北宋确定“甥舅”关系的喀喇汗王朝统治下的中国西部。

值得注意的是，“桃花石”“秦”和“马秦”之间有着一定的历史传承关系。在近代“马秦”作为族名出现时，除泛指多民族交融的代名词之外，还指清朝统治地区的居民。

总而言之，《大词典》中的“下秦”一词与“桃花石”“秦”一样，无论从何角度理解，都涉及新疆各民族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历史，都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家国情怀的见证。

(四）《委兀儿译语》双语“大百科”，实证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融互鉴

《委兀儿译语》作为一部汉字音译委兀儿语的分类词汇集，编纂年代为明洪武四年（1371年）。

《委兀儿译语》里，每条词语先列汉义，次列汉字对音，词条数目虽不多，但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天文、地理、人事、器物等各类词汇，为研究明代委兀儿人与中原各族民众生产生活、礼仪制度和精神生活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图景提供了丰富素材：

在生产生活方面，如“饮食门”中的“米”“茶”“蜜”“醋”等表现中华民族传统饮食文化的基础食材；以及“笔”“墨”“纸”“砚”等文房四宝。在礼仪制度方面，如“朝仪”中的进贡考析，包括“进驼”“进玉”“进狮子”“进豹”“进方物”等；“人物门”中的长幼尊卑、君臣关系、辈分顺序、职业划分等。在精神文化方面，如“天文门”中的日月星辰，包括“星少”“星明”“日蚀”等，以及“时令门”中的十二生肖等。

《委兀儿译语》采用汉字注音，在一定程度上也再现了明代西域汉语方言的实际面貌，体现了历史上汉语音译委兀儿语的要素、规律和习惯，展现了汉语与委兀儿语的借用与融合，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五）从《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看见新疆学习汉字的社会风尚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收录新疆清代档案58000余件，内容反映了自清朝光绪元年至宣统三年间有关新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军事等多个方面，档案数量之繁多、内容涉及领域之广，已成为清代新疆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资料。通过近代在新疆运用的回文（察合台文与现代维吾尔语文过渡期的一种文字形式）文献，可见儒家文化、礼仪制度和社会治理理念对新疆产生的影响。

“此前，（吐鲁番厅大老爷）下文言‘在地方上认真查找会读汉字或者正在学习汉语的孩童，然后禀给我们’……从吐鲁番二堡乡(Karahuja）、三堡乡(Astana）、鲁克沁(Lukqin）等以上地方找到会读汉字孩童……共计157人。”　由这一档案记录可见，清代吐鲁番地方，维吾尔族孩童学习汉语者人数可观。档案又载，普通维吾尔家庭也乐意让孩子在公办学堂上学习汉语，吐鲁番厅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家庭的汉语教育，每年为此下发专门的政府批文，派人统计正在学习汉语的孩童，并列入画册中。

从上述档案来看，超过半数以上孩童应该是在公办学堂上学习过汉语。该时期新疆各类民族语文文献中汉语借词达到较大的规模，汉字学习形成一种社会风尚。

(六）从清代哈萨克文书信，读懂对中原文化的向往和政治认同

在清朝击败准噶尔部、平定伊犁之后，哈萨克族的“中玉兹”（16世纪初哈萨克汗国分大、中、小三个玉兹）,忠于清朝，多次主动遣使来到中原，并呈上拜信。信中表达了哈萨克族群对中原文化的向往，以及希望归附中原的愿望：

“崇高的额真汗为问候吾病情而写了封信”

“收到伟大的额真汗写的问候信时吾等真心感到荣幸。”

“吾等期陛下用坐龙椅，垂拱而治，敬祝您万寿无疆，健康长寿。”

“吾等已收到伟大的额真汗赠给我们的礼物，并感到特别满意。”

这些表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哈萨克首领瓦里苏勒坦非常感激乾隆皇帝对他病情的问候，十分感戴朝廷送给他们的礼物，表达对皇帝的崇敬之情，体现了对中央王朝的高度认同。这种“向东看”的心理倾向，既是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向往，也是边疆民族与中原地区之间深厚历史渊源的体现。

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与汉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语言接触，汉语对周围语言的结构和功能产生了影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语言景象。这种语言接触实际上是文化的接触，涉及科学技术、文学作品、宗教仪式、风俗习惯等多方面的交流传播。

综上所述，“向东看”的历史趋势在西域多种文献中呈现明显的主流倾向。随着西域出土文献的系统性发掘、多语种文本的深度解读，以及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与阐释，这一文化取向将获得更为充分的实证支持与理论确证。

来源：道中华